对,我说的不是疫苗,我说的是我的国

当贪婪遇上官本位,我们能抗争么?

某部队有一生产降落伞的厂,专门为士兵生产降落伞,但产品的安全度总在98%左右徘徊,始终达不到100%。

因为降落伞关系到跳伞员的安全问题,所以,军方三令五申合格率一定要达到100%,然而效果又始终都不明显。无论是品控,还是换厂长,都无济于事。

后来新上任的总司想了一个办法,召集了所有厂里的员工,让大家都到跳伞训练场集合。决定每次交货的时候,从本批次的降落伞中抽样,让厂里员工轮流试跳,结果奇迹出现了,这次批次的降落伞,破天荒地出现了100%的合格率。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上面这个故事。安全相关的问题,如果享受了利益,却不用担风险,那相关责任人是不会上心的。

利益共享,分享均摊,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最好方式。如果造假没有成本,那么有脑子的商人都会去造假。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家小饭店我经常去吃,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我看到店主自己把剩下的菜吃掉了。

这几年,但凡跟医药沾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赚的盆满钵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两点,第一,垄断。第二,信息不对称。

第一,医疗产品需要专用的牌照,不是谁都可以生产的,且生产医疗产品需要专门的技术水平。面对垄断,政府必须予以干预,避免企业利为了攫取超额利润而滥用用垄断地位,阻止他们胡作非为损害民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公平。

第二,由于大部分民众不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甚至是简单的医学常识,所以你在就医方面,患者本来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再加上生产的过程的不透明,原料不确定,对生产工艺的不了解,临床试验的不透明,这些都更进一步地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

因为垄断,因为信息不对称,这中间产生了远远超过生产力的利润,这些利润,最后大部分又回流到了统治阶级的口袋里。

我们这代人为了买房,花了家里四个老人的钱,凑了首付,已经心疼不已了。而来看病的人,不只是花老人的钱,还包括了兄弟姐妹,父母长辈的钱,甚至有人连高利贷都借上了,就为了看病。

更可恨的是,甚至还有人这也不满足,只是盯着求医的人们的钱袋子,却从来没想过要收钱办事。从「莆田医院」到「疫苗之王」,从「药酒」到「药神」,总是有害命的人会在大家愤怒的边缘来回试探。

金钱驱动的人性可以有多可怕呢?想一想鸦片战争就知道了。鸦片战争就是金钱驱动下的帝国主义。

当人性的贪婪遇上官本位的制度的时候,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上海,有一家高端私人医院叫美华,美华建议家长给孩子打国外的一款“7价肺炎疫苗”,叫“沛儿”。这款疫苗价格很高,但美华本就是高端医院,家长都消费得起。可是到了2013年,“沛儿”的进口药品注册证到期,新申请未被通过,疫苗进口中断。“沛儿”生产商叫辉瑞,只能宣布暂停该疫苗在中国的业务。从2014年开始,这一疫苗就在中国断供了。

美华的客户有很多外籍人士,既然正规渠道无法解决问题,就有一些家长建议美华能否去海外买一些疫苗回来用。于是,美华就从新加坡搞来了一些洋疫苗,总数1.3万余支,总金额近千万元。

结果这件事让美华惹上了官司。美华的法人代表——年过六旬的美籍华人医生郭桥,被以销售假药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200万元。其他三名参与疫苗销售的涉案人员也因相同罪名,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4到6年不等,并处以罚金。

如果我们把它和最近的疫苗事件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不公平,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事情吗?拿了牌照的假疫苗成了真疫苗,拿不了牌照的真疫苗成了假疫苗。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但同时也不要忘了法律的本质。学过法律的应该会知道,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统治的工具。

贸易保护,官本位,贪婪。体制在我们面前仿佛铸了一堵墙。墙的一头,官商勾结,互相滋养。墙的另一头,是辛苦劳作的人民,为了生存,为了供房,为了还债,盘算着每天的通勤费和饭钱。

我曾一直不愿意过多的评论政治问题,但不谈它,仿佛永远都在隔靴搔痒。

中国存在一种大家长制的政府结构,他包干了很多应该由社会公民自治团体去完成的,社会内在的,小规模的制度分配和资源调整过程。

当今中国这种政治挂帅,从头一根管子插到底的政治表达,实际上是让很多信仰自由主义的人感到窒息的。

我们之所以会在中国遇到各种各样的医疗,食品安全问题,诈骗问题,这一切都合这种政府结构是有关系的。

这种问题,就是系统性的问题。这在政治科学中很常见,叫「结构性的 ( structural ) 」问题,或者左一点,也叫「社会构建主义 (social constructionism) 」,这种主义认为人的很多行为是社会结构造成的,是不可避免的。

而很多我们说的「结构性的问题 ( structural problem ) 」,其实说的就是「体制的问题」。

体制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比如美国的黑人遭受的系统性的歧视,犹太人遭受的迫害,这些都是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人发出声音,深痛反思。

如果从体制的角度来看,长春长生就不再是偶然事件了。这是绝对权力与不透明的市场经济杂交的必然产物,二者的结合可以让这两个节点互相都利益最大化。

我们先来扒一扒长生的股权结构:

1、最终受益人名称:北京国药资产管理中心

北京国药资产管理中心 ->100%>- 长春长生资产管理中心   

2、最终受益人名称:国务院

国务院 ->95%>-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 北京国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务院 ->100%>-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 北京国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这种制度给了利益既得方绝对的话语权,这就造成了官商勾结,劣币驱逐良币,腐败滋长蔓延。

接触过计算机和分布式数据库的可能会知道,去中心化网络的安全问题要靠分权来解决,去中心化系统在牺牲效率的同时,换来的是体系内每个节点的绝对可信。

对应到社会结构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斗的权利,当这个权利不因为出身不同而被限制,就换来了人们对整个系统的信任,换言之,这种分权换来了安全。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就需要有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辩论自由作为前提条件。此外,没有言论自由,腐败、官权骄纵和恶治就会滋长蔓延。任何一种官权体制都必须要通过民主监督、 自由的媒体和公民的批评权来加以制衡。

在不同程度上实施独裁体制的国家,可以在较长阶段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富庶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一事实并非偶然。 民主能够调动更多的人力和技术资源。

体制问题最怕的不是利益集团的顽固,而是这些顽固的利益集团打着国家利益喊着大口号,你只要一反驳他们,就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帽子。

数一数我们这些年的创造吧,苏丹红,孔雀绿,三聚氰胺,地沟油,福尔马林,双氧水,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这艘船上的厨师都是学化工出身的。

有一种反抗,叫「非暴力反抗」,非暴力反抗是指不通过武力手段去反抗各种不合理制度和不公平行为。

「非暴力反抗」最早的践行者是甘地。甘地长期为印度民族独立奋斗,曾十多次绝食。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和这艘船息息相关的,还在船上的人,没钱换船的人,想把船开下去不要触礁,就得团结起来了。

我们被剥夺的权利太多,甚至都已经不想要去争取了。但说话的权利是一定要争取的。马伯庸的小说《寂静之城》里,人们最后甚至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但只要还能发音,甚至会靠摩斯电码来交流。尽管是科幻,但却隐喻了现实。

我曾经觉得,我没什么影响力,只会读书的,就老老实实的做好科研,与世无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独善其身就好。但是,我慢慢发现,所有的科学研究,所有的科技和产品最终都是会面向社会的。

奥本海默本来只是老老实实的做了科研,却给人类投下了一颗炸弹。从此以后他后悔万分,将自己的余生毅然决然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中,科技本身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能否给人带来幸福取决于如何使用它。

做技术的人,也许可以从某些分布式技术上找灵感。技术本身是客观的,取决于掌握技术的人如何使用技术。

隐晦的说,在 ETH 区块高度 6007493,至少又有一次争取言论自由的尝试。

这是将技术用于非暴力反抗的一次实践,而这不是反抗的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头等舱的人已经换船了,二等舱的也在筹划了,如同文章最开始的故事一样,你我的权利和这些人利益是解绑了的,最后要去使用这些降落伞的,是你我而不是他们。

不去抗争的话,胎儿华大,婴儿长生,幼儿三鹿,青年现金贷,中年p2p,老年鸿茅药酒,不论男女老少,这艘船上总有一款商品适合你。

只有发出声音了,才可能改变。曾经,这艘船上也有一群非暴力反抗的践行者,然而头等舱的人把他们都赶下船去了。还在船上的人,不要等船都沉了,才告诉船长,我们前面有冰山和礁石。

对,我说的船就是我的国,960万平方公里的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